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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五個新變化

發布時間:2018-06-02 丨 來源: 丨 閱讀次數: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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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國發改委發布《關于引導對外投融資基金健康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如何解讀前期內容?需放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甚至中國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文件的動機和目標。

2003-2016年間,中國對外投資復合增長率是35%,年度同比增長率最高達到123%(2005年),即使在金融危機期間對外投資也保持了正的增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多年快速增長的結果是,截止2017年底,直接投資占中國海外總資產的比重為21%,和其他國家相比較,中國的這個比重并不低。從中國海外資產結構看,中國對外投資也已經超過外商直接投資,成為直接投資的凈流出國。

然而,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結束了多年以來的快速增長,首次出現了ODI增長速度為負的情況。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1200.8億美元,同比下降30%。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對外投資增速下降,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形勢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外匯儲備的下降限制了中國對外投資可用資金,促使投融資結構不得不發生變化。外匯儲備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外儲的豐裕程度對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政策性銀行、多邊開發金融等機構的投資尤其重要。由于經常賬戶順差和外商對華投資下降、中國資產多元化加速、外匯市場沖銷等多方面的原因,2014年7月開始中國的外儲進入下降軌道,2017年底中國外儲存量為31399億美元,相比最高點降幅為21%。外匯儲備的下降從總量上減少了企業對外投資可用資金,企業多元化資金來源是對外投資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

《意見》提出的優化投融資基金募資方式,正是應對上述問題而提出,國內的社會資本、國內各類機構和國際金融組織的加入,可以有效增加資金數量,分擔投資風險,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形成利益共同體。《意見》中提到的基金業務創新,目的是避免過度依賴政府資金,加大股權投資和其他融資方式,建立更合理的融資結構,對前景較好的項目增強控制力,緩解企業、項目、乃至東道國的債務負擔。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第二個變化是,發達東道國的投資準入環境嚴重惡化。中國對外投資的快速增長,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國際影響力下降,國內矛盾不斷顯現,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上升,特朗普政府期待通過貿易戰、限制中國投資等方式,延緩中國技術發展和產業升級,具體方式之一就是收緊投資審查政策。美國擴大了投資審查機構的權限,加強了對國有企業和關鍵技術的關注,限制投資的方式日益簡單粗暴。對中國來說,對外投資被“泛政治化”的可能性加大,投資受阻概率上升。面對投資環境的變化,中國更應該弱化投資的戰略目的,淡化企業的國資背景,強化投資的商業性和市場性,以獲取盈利為投資目的。這也是《意見》中突出強調“堅持市場導向”,強化政府“政策引導”作用的大背景。

第三個變化是,中國對投資收益和投資質量的重視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的凈債權國,但投資收益常年為負。原因在于中國的對外負債利息率顯著高于發達國家,但對外資產收益率卻僅僅是平均水平,中國的海外凈資產收益率顯著低于發達國家。隨著中國海外總資產規模的不斷擴大,投資收益的狀況決定中國能否成為成熟債權國。作為直接投資凈流出國,影響中國投資收益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狀況。

事實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狀況欠佳。究其原因,一些企業的盡職調查、投資決策和規劃不完善,經營出現困難,造成了較大損失,這使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收益水平欠佳。還有一些企業對東道國環保、能耗、安全標準重視程度不夠,在投資過程中引發了糾紛,既造成了企業的經濟損失,也影響了中國的整體形象。

對于這個問題,《意見》提出通過提升專業化管理,統籌管理,完善監管,建立激勵懲戒機制等方式,提高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質量,提升投資的盈利水平,體現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由“重視數量轉為重視質量”的思路變化。

第四個變化是,以對外直接投資為名的資本外逃影響到中國整體金融安全。近年來,隨著對外投資的快速增長,私營企業在中國對外投資中的比重越來越高。部分私營企業對外投資沒有延續國內的主業,而是通過高杠桿和資本運作,以非自有資金投資國外非實體經濟領域,實現國內資本向外轉移。這類投資使得國內金融企業面臨壞賬的風險,帶來了較大數量的資本外逃,對中國整體的金融安全造成了威脅。

有一些金融機構打著“一帶一路”名義,以信貸資金參與建立境外投融資基金;部分地方政府通過財政性資金在境外出資建立投融資基金。由于這些基金的設立不規范,基金的投資、經營、監管體系不完善,項目的選擇缺乏科學論證,導致投資收益無法保障,有時甚至損耗本金。出現虧損情況后,出資人通常難以追責。如果這類投融資基金的數量累加,將直接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經濟形勢分析中,“信貸健康發展”是首先被關注的問題,信貸風險被認為是目前中國資本市場系統性風險最主要來源。《意見》中提到“完善監管,規范行為秩序”和“堅持底線思維,防范各類風險”正是針對“直接投資可能引發的信貸風險”而提出,監管的重點是政府出資設立的對外投融資基金。

第五個變化是,獲取技術和促進國內產業升級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動機。中國對外直接的重點行業從資源能源、基礎設施行業轉向制造業。在中國對外投資的早期階段,資源能源業曾是投資重點并形成了較大的投資存量。資源能源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所需金額大、資產專用性強、容易引發東道國民族主義情緒,需要強有力的海外利益保護體系才能保證投資收益。

近年中國對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快速上升,微觀原因是部分企業具備了“走出去”的實力,國際化經營全球布局的需要上升;宏觀上,《中國制造2025》提出了未來十年的行動綱領,圍繞九大重點任務,以十大戰略產業為突破領域,實現中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型。中國企業需要配合中國經濟轉型的需求,通過對外投資獲取優質資源,積累戰略資產,擴大銷售網絡,重新塑造全球價值鏈和品牌形象,培育企業的獨特優勢和競爭力。智能制造和服務型制造業順理成章成為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新重點。

《意見》中明確鼓勵投融資基金按政策導向開展業務,特別是帶動中國優勢產能、優質裝備、適用技術輸出,提升中國技術研發和生產制造能力,彌補中國能源資源短缺,推動中國相關產業提質升級的業務,順應了中國投資動機的變化。

總的來說,《意見》思路清晰,針對性強,但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例如,《意見》的貫徹涉及多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需要統籌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和金融監管部門的關系,如何分工協作應對金融風險,成為未來的重點和難點。再比如,近一年來中國的資本外流問題已經有所緩解,監管重點將更多集中在現有基金而非新建基金。其中,對現有基金監管原則的完善,監管內容的明確,監管機制的設置,監管規則的細化,對于保證微觀主體的活力至關重要,需要監管部門更多更細致的工作。另外,如何定義并有效化解債務風險,如何評估基金已投資項目,怎樣培育服務中國的投資保障體系等,都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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